治麻为布，织作衣裳

　　原始人类最开始是裸体生活的，这个阶段大致在约300—400万年，依照进化论的历史分析，当时猿猴还没有进化成真正的人，还只能称为猿人。猿人与其他哺乳类动物一样，依靠自身皮毛和热血度过了生存危机，裸体生活了200多万年。

　　进入石器时代以后，原始衣物阶段又分为了草裙阶段和兽皮阶段。

　　草裙阶段大约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草裙是采集经济的产物，人类采撷植物过程中，用草叶和树枝捆扎在腰间作为裙子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典型的就是现在夏威夷至今还在跳的草裙舞。以草叶树叶披挂为衣，一来性脆易烂，二是保暖效果不明显，于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就发展到兽皮阶段。随着人类的成长，狩猎较之人类早期变得容易起来，起初猎获的兽皮出于仿生的好奇被披在了人类的身上。随着大动物的猎获，大型动物的骨头被磨成了骨针，锋利而薄的骨片被用来剥割另一些动物的皮与肉。随着动物蛋白的进食，人类有了容量更大的大脑，人类最初的缝纫诞生了，兽皮装也就诞生了。

　　随着炎帝创立的农耕文化的发展，播种五谷成为部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人类的繁衍也使得兽皮衣数量严重不足，衣物发展发展到了以植物纤维为主要对象的阶段。这个阶段也分为两个阶段，即：无纺织阶段和纺织阶段。起初的植物纤维制衣是使用树皮的，人们将成块的树皮从树上剥离，经过拍打、浸泡、晒干等工序，使之变得平滑、柔软，然后缝成一块可以遮羞的树皮布。直到数十年前，考古学家在海南还见过这种树皮布的实物，而制作方法在云南哈尼族、海南黎族和台湾阿美族中至今还有流传。国际上有人类学者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指出，东南亚蒙古人种诸民族最古老的衣服原料，其本来都是树皮布，其后才被纺织布料所取代。

　　树皮布是无纺布，而随着植物纤维的氧化，容易失去韧性，逐渐破败，远不能满足生活需要，于是人们在制作树皮衣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纺织布，树皮的最外面的表皮去掉，取里层的树皮，经过一整套制作树皮布的工序后，然后巧妙地取其纤维，纺成线，织成衣服。

　　后来，人们开始利用大麻、苎麻等纤维更加细长的草本植物纤维，采取沤渍、剥离、剖缕、搓绩、纺织等工序制成麻布。沤渍法早在新石器时期后期就出现，距今69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段三股麻绳和一段两股麻线，同时还出土了最原始的纺纱工具纺轮。这一切都印证了炎帝时代制麻为布的史实。

　　一些神农炎帝的画像以穿树叶衣的形象出现，这显然是不妥的，炎帝创造发明治麻为布，制作衣裳是时代的一大进步。他既是纺织技术的推动者，也是分享时代文明的受益者。

　　高平是炎帝故里，麻纺、丝织文化也延续至今。高平曾广泛种植亚麻用于麻纺，在棉纺代替麻纺之后，用麻搓制的绳索还行销不衰，几百年来上党潞麻畅销天下就是作为麻绳的原材料，高平也是“潞麻”产区之一。如今随着化纤的发展，潞麻已经被弃种。应该说，丝纺织技术与炎帝也是大有渊源的。人类最开始对蚕的关注源于采摘。旧石器时期古人食物大部分来自采摘，采摘的对象既有野果、籽实，也包括活虫、虫蛹，这是古人蛋白质类食物的主要来源。至今在我国云南以及非洲、南美等地区，虫子仍然是饮食中的一大块内容。不难推测，古人类的食谱中，蚕及蚕蛹也是常见的。食用蚕蛹时需要剥去表面的蚕丝，而废弃后的蚕丝蓬松细软，很有可能被古人类收集起来用作丝棉御寒。伴随着麻纺织术的发展，蚕丝开始被用做纺织衣物的来源，由此探索出了煮茧缫丝、纺丝织绸的一系列工艺。当天然采摘的蚕茧不能满足纺织的需要时，古人类又开始探索出了人工养蚕的技术，提高蚕茧产量，这应该就是人类发现和利用桑蚕的过程。

　　《礼记·礼运篇》载：神农炎帝“治其丝麻，以为布帛”。《路史》亦云：神农“教之麻桑，以为布帛”。这些史料的记载都说明，桑蚕的被发现利用应该始于炎帝时期。黄帝之妃嫘祖应该是人工养蚕的创始者，缫丝技术的提升者，但利用野蚕资源应早在炎帝时期。

　　高平丝织产业历史悠久，所产的丝绸锦缎汇至长安，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货源地。隋唐宋元明清，关于潞绸的史籍记载比比皆是，备受皇室宫廷、达官贵人的喜爱。如今高平境内的吉利尔潞绸公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潞绸织造工艺的传承企业，近70年来所产的锦缎产品畅销全国，是北方丝绸行业的领军企业。该公司开发的丝麻混纺面料填补了国内空白，更是在新时代对神农炎帝“治其丝麻”的推陈出新、创造发挥。

　　遍尝百草，始创药茶

　　《世本》载：“神农和药济人”；《纲鉴易如录》载：“民有疾，未有药石，炎帝以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自此始矣。”《搜神记》载：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神农尝药和治病，得病症四百，药症三百六十五。

　　关于神农炎帝一个重要的功绩那就是尝百草、创医药。流传于全国各地的传说都提到：神农以身验草木、医民疾，减轻人们的痛苦，延长了寿命。

　　然而，从实践上说，神农尝百草更是早期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古人在猎取动物的同时，也采摘植物果实、嫩叶，挖掘地下块茎果腹充饥。在采集活动中，先民们逐渐发现，由于误食了某些动植物，会发生呕吐、腹疼、昏迷甚至死亡。吃了某些动植物，能消除或者减轻身体的一些病痛或解除吃了某些植物而引起的中毒现象。在渔猎生活中，又发现吃了某些动物的肉能产生特殊的反应。

　　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便能逐渐辨识许多动植物，了解它们的功效，一些性味平和的植物成为食物，一些性味偏重的植物经过尝试发现具有止疼、发汗等的功能，于是被归入药类，或者古人看到动物食用某种植物产生了某种表现，于是开始尝试并归入药类，遇到患有某种疾病，便有意选择某些动植物来进行治疗。

　　正是这种以身实践和探索的精神，奠定了我国医学的基础，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医药文化。后人为了纪念神农炎帝，将我国的第一部药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

　　应该说，每一位草药的被发现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比如传说中炎帝有一只神兽名叫獐狮，它周身透明，五脏六腑、骨骼经络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吃下药物就可以看到在哪里起作用。

　　时至今日，很多中医在学习时要亲口尝药，执业后每次新到的中药饮片也要闻一闻、嚼一嚼，体验之后对药性及用量的掌握才能准确，再组方就如臂使指了。民国名医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里，就记载了自己通过亲自尝药品评性味，考辨出《神农本草经》里记载的人参就是如今的党参。

　　高平作为神农炎帝故里，很早就流传着神农炎帝在羊头山尝百草的传说。相传炎帝在羊头山、发鸠山一带遍尝百草，辩证药性，后来在百草岭采药时，不慎误食百足虫中毒身亡，葬于神农镇庄里村，后人在这里修建了炎帝陵。炎帝大殿中的神像面色乌黑，正是对他尝药中毒奉献精神的感念。

　　《神农本草经》所载360余味药材，高平出产近两百味，其中党参、柴胡、连翘、荆芥等等道地药材至今仍在生产。高平大黄梨作为药食同源的典范得到《本草衍义》等的推崇，至今高平还有数百年的老梨树近千株，每年老树新枝、花开似雪。

　　自古以来，高平人就强调药食同源，注重疾病预防。春季气温回升，阳气渐趋于表，人们采食茵陈养护肝脏，冲服黄梨膏止咳润肺，熬制荆芥杂豆饮解表散寒；夏季炎热潮湿，暑气难耐，人们就喝用黄芩九蒸九晒炮制的药茶，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缝制蚕沙菊花枕安神养目,凉爽止汗,祛暑去火；秋季风高干燥，人们食用川贝蒸梨，去燥润肺，保护呼吸系统，熬制山楂神曲麦芽饮，化积食、促消化，维护消化系统的运行；冬季天寒地冻，抵抗力下降，人们用黄梨和银耳炖羹滋养，用黍米酿造黄酒补中益气。而解过神农炎帝“七十毒”的药茶——黄芩茶，则是高平祖辈相传的本土药茶，具有“清热解毒、降脂降压、消积”等功效。在高平境内的山西腾达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七庄河”黄芩茶已名列山西药茶行列，年可生产优质黄芩茶3000多公斤，远销北京、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地，越来越受到各地消费者的青睐。

　　日中为市，首倡交易

　　《易·系辞》中说：“神农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每当太阳当顶时，人们就聚集到一起交换货物，交易完后便回家。神农发明的物物交易，打下了商业发展的基础。

　　农耕文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产品的剩余，也为社会分工提供了物质基础，神农之时原始产品交换已开始。从社会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出，最初的原始社会交换活动，是由部落首领代表本氏族部落和另一氏族部落进行交换，所交换的东西也是部落的集体财产。随着交换的扩大，交换在氏族部落内部发展起来，氏族成员之间也把各自的产品作为私有财产来相互交换。神农时代最初的“日中为市”很可能属这类性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大范围的交换活动必然产生。

　　传说神农教人们种田和养殖后，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越来越多。由于人们居住环境的不同，物产也不一样，有的种五谷，有的狩猎为生，有的捕鱼为主，有的制陶为业。产品有了盈余，对互相交换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于是炎帝部落实行了“日中为市”，就是在每日中午的时候开市进行交易。因为当时没有计时器，唯有太阳当顶这个时刻最便于大家共同掌握。在此之前，各部落的先民带着自己的剩余产品从四面八方赶往市集，待到正午开市，便选定自己所需的产品，谈判协商，各取所需，相互交换，直到换回自己满意的物品。

　　提到“日中为市”，就不得不提高平“送羊”的习俗和羊头山的黍米，这两者都与炎帝“日中为市”有关。

　　原始交易是物与物的交换，在彼此的需求不同时，则需要进行多次交换。为了方便交换，就需要寻找一般等价物。在这种情况下，羊由于使用频率高、普遍乐意接受、可以饲养增值、成交几率大等特点，在交易中被当做物质货币，这或许正是羊成为原始先民宠儿的一个真正原因。

　　在高平，每年阴历七月十五，娘家都要为出嫁的闺女馈送用面蒸的羊；外孙做“满月”，则要送用面烘焙的“羊贻子”。高平“送羊”这一久远的风俗，正是基于炎帝文化中对财富的原始崇拜。随着交易的升级，对长度、重量、容积等都需要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人们便尝试用黍为基准衡量各种单位。《汉书·律历志》载：“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矩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黄钟之龠，用度敉审其容，以子谷矩黍中者千有二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钧，四钧为石。”

　　通俗地讲，就是用计算黄钟长度的方法，以羊头山黍谷的中等颗粒为最小单位，横排一粒为一分，10粒为一寸，100粒为一尺(纵黍81粒为一尺)，1000粒为一丈，10000粒为一引。把这个长度刻在木板或竹板上，就是度的基本工具，这种做法就是历代一直沿袭的“累黍定尺”。

　　在古代计量学中，记录长度的量词“分、寸、尺、丈、引”，记录容积的量词“龠、合、升、斗、斛”，记录重量的量词“铢、两、斤、钧、石”，全部是通过对黍米的体积和重量计算得来的。

　　可以说，中华农耕文明中度量衡最初的基准，就是生活在上党地区的炎帝部落最早用黍制定的。在古代，一个政权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不但要找到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同时也要继承前朝的度量衡。中国数千年来由乱到治，每次重新考订度量衡都采用了“累黍定尺”的旧例，朝廷一次次派人到羊头山寻找秬黍，这既是对新生政权合法性的追寻，表示自己的政权“受命于天”，得到了炎帝的真传，无形之中也是对炎帝的顶礼膜拜。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鳌拜被惩治、漕运被整顿、河工步入正轨、三藩被削平，朝廷中出现了要求整顿礼乐制度的呼声，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认同。在考订度量衡的过程中，康熙皇帝依然采用了我国传统的“乐律累黍”。《中国度量衡史》对此评价：“以纵累百黍之尺为‘营造尺’是为清代营造尺之始，举凡升斗之容积，砝码之轻重，皆以营造尺之寸法定之，沿用数百年，民间安之若素，其考订之功可谓宏伟。”由此看来，首先以黍米为基准制定度量衡的炎帝可谓是功盖天地了。

　　（来源：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