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耕雨读，自食其力，诗书传家，是我国农耕时代唯美的生活图景；男耕女织，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是古代乡村家庭关系的美好样式。

　　有道是：一方水土，一方风物。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同地域自有适宜当地耕作的物种，热岛琼州也是如此。上个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相关通知，认定300个村镇为第八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海南有5个村入选，即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岭脚村（桑蚕）、红毛镇罗坎村（山茶油）、和平镇长兴村二队（飞瀑山咖啡）、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好清村（香水菠萝）和儋州市木棠镇铁匠村（黄花梨）。

　　这些地方能够种植此类风物，自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为此，本期海南周刊开始推出“风物”专栏，探寻那些历来为岛民提供生活保障的物种背后的历史渊源、当下现状和未来愿景。

　　不少人对桑蚕业的印象，也许来自《陌上桑》中描述的那位美貌女子“罗敷”。这位采桑女“头上倭堕髻，耳桑蚕农耕，自古以来不仅是中国人田园生活里的美好日常，在许多文学著作、诗词歌赋中也有其独特的意象，更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事劳作。

　　如今，想在桑田与这样一位采桑女偶遇是不易的。但是，在海南部分乡村，弥日不散的是蓊郁的桑田与蚕房里“沙沙”的蚕声。桑叶可泡茶，桑果可酿酒，蚕可吐丝织锦为致富“天宝”，可以说，桑蚕给予农人一饭一蔬的温饱，也给予城里人绿景野趣的怡情。

　　种桑养蚕已经成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不少农民增收脱贫的途径

　　海南汉代就有“女子桑蚕织绩”

　　在我国的农耕历史长河中，如果把种桑养蚕业比作一只小舟，那么小舟的起始点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农夫划着船桨，船声悠悠，沧海桑田，直至今日这种方式依旧延续。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陈光良所著写的《海南经济史研究》写到：我国是养蚕治丝的发源地，桑蚕织帛是我国古代举世公认的伟大发明之一，距今约五六千年前的山西仰韶文化遗址已有考古发掘的物证。至商代，丝绸的织作已相当普及，并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掌握了比较高的织造技术。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丝织手工业蒸蒸日上且达到比较成熟的时期，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得到充分展示。

　　自古以来，种桑养蚕的效益相当可观。《孟子·梁惠王上》有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南宋刘敬叔《异苑》卷二也有记载：“汉兴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时刘玄德军于沛，年荒谷贵，土众皆饥，仰以为粮。”

　　在汉代，桑椹（今又称“桑葚”）可以为粮，可见栽植面积之广，在生产力更低下的时代，其作用可想而知。

　　汉唐之后，强盛的“东方丝国”通过海陆“丝绸之路”，对世界商贸及文化交流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汉书》关于海南岛“女子桑蚕织绩”的描述，说明当时当地业已种桑养蚕，并掌握了缫丝纺织技术。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司徒尚纪也佐证了上述观点：“汉代交趾（今越南北部）已成为多样化蚕品种基地，蚕业逐渐发展起来。本岛与交趾仅隔北部湾，两地居民相互往来，传播蚕业技术是完全可能的。况且到汉代，交趾部治赢楼曾一度为我国南方政治经济中心，民族往来更加频繁。赢楼和西卷又是汉帝国丝缯出口重要港市，影响到海南也在情理之中。”

　　另据《海南省志·农业志》记载，先由广东雷州半岛渔人引入饲养，随后文昌、临高等地自古至今都有种桑养蚕，在琼海、海口羊山、永兴地区也有桑树种植。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烟园村，蚕农们正在将蚕虫上蔟

　　崖州多织锦 临高丝闻名

　　在海南儋州、临高等地，织锦技艺曾家喻户晓。《海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介绍，明清时代，“崖州多织锦，儋州多织生丝”，海南历史上出产的丝织品，“儋州及琼山烈楼多精者，遍地家织自用”，尤以“临高丝”最为著名。

　　光绪《临高县志》也记载：“妇女业桑蚕，司纺织……田畴错壤，桑麻蓊蔚，皆可耕可织。一夫力耕，岁可得米百斛；一妇纺织，年终得缣三匹。所谓临高丝者，其货可居也。”

　　民国《儋州志》也有记载：近来蚕丝盛销，若多种以饲蚕，收利亦甚巨也。

　　随着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手工织丝日渐被机器代替。20世纪30年代，一批丝织厂在海南建立，规模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据陈铭枢主编的《海南岛志》记载：海口15家，琼城2家，嘉积1家，文昌2家。海口一锦源、锦典两家规模较大，有机百余架。余则三五架不等。每年营业总额约十余万元。工厂雇工多采取计件工资方式，女工为多。

　　在丝织手法的创新上，海南文昌、定安一带当时还生产一种“菠萝麻布”，这种布料品质很好，还销往潮州、南洋一带。

　　对于这种麻布的制作手法，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有详细记载，即以菠萝叶刮去表皮及边缘短刺，投入灰水池中。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