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就地现代化，是中国持续发展强劲动力的两极，这两者不可偏废，相互促进。而随着纺织工业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纺织工人正成为就地城镇化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既向现代化迈进，也破解着悠悠“乡愁”。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

    Taweekly：对于当前政府所呼吁和倡导的新型城镇化，您认为这会为进城务工者带来哪些机遇？城镇化首要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

　　 杨团：新型城镇化到底新在哪？其实就是农民工市民化，但是农民工来自农村，有2.6亿，有测算说要让其中的2千万市民化至少需要到2020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另外1亿多人怎么办，一部分有可能在2020年以后继续市民化，还有一个部分很可能要回到农村创业，也就是说要实现农村的就地现代化。

　　 农村就地现代化是良性的新型城市化的条件。我发现人口城镇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主动的，一种是被迫的，主动和被迫的关键在城乡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一个是1：0.94，一个是1：0.8。我国大陆2011年是1：0.28，那么农民去城市打工就是不情愿的。所以要让新型城镇化良性起来，我们需要同时实现农村的就地现代化。

　　 Taweekly：在这一问题上，您觉得政府层面要针对哪些问题考虑顶层设计？

　　 杨团：现在，有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很长，有一定的生存技能，但他们愿意在满足一定的物质财富后回到家乡进行创业。因为家乡有他们难以割舍的亲情，只有回到家才有“根”。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首先要从他们的真实需求入手，为他们创造可行的条件，满足他们的愿望。

　　 因此，政府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把中小城市建设好，把农村建设好，同时，要把与农村相连的县、乡两级建设好，让他们无论在城乡两地，哪都能获得有水准的生活。

　　 Taweekly：目前，我国的城镇化之路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又有哪些难点？

　　 杨团：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导致中国“三农”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打工者，这在西方国家也是一样的。西方国家十七世纪的圈地运动，农民进城了，后来变成工人留在城市。我们国家现在和他们不同的就在于，农民工打了工还要回去，每年产生大量的流动。

　　 当下，中国大部分的进城务工人员都有土地，同时，他们也绝不会放弃土地。其实，土地起到的已经不是养家糊口的作用，而是与他们的情感、权益结合在一起，割舍土地就像要把家族拦腰斩断一样。在他们的观念中，土地可以流转，但产权仍要归属自己。

　　 Taweekly：在发展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杨团：目前来看，我国的城镇化不是靠市场化形成的，推动太过于行政化，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最终导致的问题是，很多农民虽然半农还有，但没有半Ｘ。（“半农半Ｘ”就是一边从事农业，一边从事能够发挥特长和天赋的工作，也就是非农，以保证固定收入，并维持与社会的联系。）

　　 在欧、美等国，很多农民都是“专业农”，他们可以靠农来养活自己，但在我国，将来“专业农”会很少，他们中的大部分会成为“兼业农”，也就是大量的半农半X。 因此，未来的城镇化就是要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目前可供参考的是综合农协模式，所谓农协模式是一种合作社的改进型组织，兼具合作金融、农产品供销、加工、农机推广、社会服务等综合性职能，也就是公益界常说的社会企业。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我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较为成功的综合农协组织模式，代表了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组织的主要发展方向。这种做法既可以让一部分农民成为“专业农”，稳定了一批农民，同时也让一部分人有了半X的能力。

（纺织服装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