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纺织企业招工难成为全国各地纺织服装企业老板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尽管企业经营者想出很多办法希望长期留住员工，譬如为外来员工提供良好的食宿条件，为农民工提供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甚至为农民工修建公寓，让农民工可以拖家带口过日子。然而，仅凭一己之力确实难揽社会之潮。鉴于目前与其他行业相比，纺织工人的工作条件以及社会地位的局限，在不少年轻人的观念中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不愿进入纺织这个行当。

　　实际上，农民工问题与国家推行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30年来，这个“特殊群体”为纺织等制造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时期，无论是从现实需求还是发展趋势看，都需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称谓成为历史。前不久，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出席《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上说，中国农业和城镇两种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的身份和权利存在不平等。厉以宁表示，中国目前处于双重转型的时期，国企要改革，民企要转型。如何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待纺织企业招工难问题，我们不妨从经济学家的研究与探索中得到一些启迪。

　　厉以宁认为，所谓双重转型阶段，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相互交叠。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学者研究了，但他们大多涉及的是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转入资本主义体制，而我们则需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制度仍继续存在，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经验可依的。目前中国经济处在第二类非均衡状态，第一类是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存在的非均衡状态，中国的非均衡是在市场不完善而又缺乏市场主体情况下的非均衡，这是第二类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是市场不完善，中国还包含要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的问题，要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所以中国的改革一定要从产权改革着手，国有企业首先要变产权，成为产权清晰的主体。随后，农民也要成为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才能有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在中国完善、建立家庭农场制。有家庭农场，就有农场主，这就是中国未来农民的走向。要土地确权，之后在农村中进行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向城镇化推进。

　　谈到城镇化，厉以宁说，中国的城镇化应该是新型城镇化，而不是过去的传统城镇化。传统城镇化带来了城市病，带来了在城市中又出现了反城市化倾向，因为城市污染了，社会资源不好，失业众多，所以有钱人从城里转向郊区，转向农村，而穷人纷纷进城，这是新型城镇化遇到的大问题。目前的中国，农村是农村户口，城市是城镇户口，这两种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的权利与城市户籍居民的权利不平等。农民身份上的限制，使得他们在工业和城市建设中缺乏动力和责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城镇化率是51%，包括农民工在内，而农民在城镇打工20年身份还是农民工，这就是中国当前的问题。

　　事实上，“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客观现实，当下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人，“十二五”时期，“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也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他们不再仅仅为了生存而进城，而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进城，其利益诉求也更多地趋向多元化。因此，“十二五”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有专家说，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是农民工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有望率先取得突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将大大加快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对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方式转变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毋庸置疑，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诉求日趋多元化，在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精神层面和社会地位诉求将会提升。但是在既有户籍制度和住房体制制约下，纺织业及整个制造业的企业难以满足这些诉求，由此倒推企业选择往欠发达地区迁徙，并将此类员工利益诉求提前作出考虑和安排，这也有助于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一些龙头企业的高福利待遇将直接影响当地的收入标准，并最终推动区域间工资待遇水平的一致化。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活跃于全国各地的纺织工业园区、多年来自发形成并由政府引导合理发展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为所在地经济增加了不小的活力；东部发达地区“腾笼换鸟”的发展战略，即以现代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中西部地区，现代制造业建设初期的商务成本并不高，因此企业完全拥有提高工资待遇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财税优惠政策等措施，寻找实现工资待遇提升的制度化空间。所以，提高纺织工人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享受市民的平等权利，让他们在企业拥有话语权，让这些过去的“农民工”真正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这些将是企业经营者留住员工的根本保证。(中国纺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