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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一部名为《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电视连续剧在各大卫视和网络热播。该剧讲述的是清末陕西一位女商人以“机器织布局”中兴家族、造福乡里的故事。

　　鲜为人知的是，几乎与该剧同一时期，在冀中平原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县城高阳，也有这样一批人，做着与剧情类似的事：他们革故鼎新，引进新式织机、改良纺织技术，使当地纺织产业发展壮大、走向全国，并逐渐形成一个以经营纺织业为核心的商人团体。

　　他们，就是冀中商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阳布商。

　　源远流长：发端于明中后期的纺织产业

　　在位于高阳纺织商贸城内的高阳纺织博物馆里，一台台老织机、一幅幅纺织图、一件件纺织品，无不诉说着高阳作为我国北方“纺织之乡”的悠久历史。

　　在高阳，几乎每个当地人都以家乡的纺织业自豪，但被问及高阳为什么会形成纺织产业、高阳纺织究竟发端于什么年代时，却鲜有人能准确回答。

　　事实上，高阳的纺织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的明代。

　　“高阳历史上地势低洼，河流交错，是有名的‘十年九涝’地区，因其旧时盐碱遍地，故曾有‘种一葫芦打一瓢，遍地都是兔子毛’之民谣。明初，棉花种植引入河北，到明代中后期，生活艰难的高阳农户已种植棉花，纺线织布，以补充生活之不足。因此，高阳的纺织历史可以追溯到约400年前的明代中后期。”文史专家、高阳文化馆创作员史克己告诉记者。

　　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到明万历末年，高阳县种棉、纺线、织布已遍及城乡，这里出产的土布很受欢迎，布线市场开始成型。

　　清代，高阳纺织得到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印染技术上。当时，高阳织出的布不仅有蓝、红等各种色泽，还出现了扎染、蜡染工艺和许多新式花型图案，受到周边地区人们的喜爱。高阳逐渐发展为地区性纺织中心。

　　乾隆年间，时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以高阳一带农户植棉、纺织、印染的生产情景绘成16幅《棉花图》供乾隆御览。乾隆看后十分高兴，遂在每幅图前题诗歌咏，命人雕刻于石上以永久保存。如今，这一石碑被当作镇馆之宝，珍藏于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

　　“到清朝末年，高阳传统手工土布市场已经形成。据史料记载，1900年，高阳莘桥村集市可日销土布近千匹，县城集市可日销土布1200匹。以贩布为生的小本商贩渐多，他们收买本地土布，远销外乡，仅季朗一村，就有贩布独轮小车60辆，行销保定、博野、赵县等地。”史克己介绍，但在中国工业近代化已经开始的大背景下，当时的高阳纺织仍局限于每家每户自己织布的传统手工业，尚未形成真正的近代产业集群和商人团体。

　　转折出现于1900年。当年，高阳商人王士颖第一次把国外铁轮织布机引进高阳，并加以改进，使“高阳布”从木制织机织窄幅土布发展到铁轮织布机织宽幅洋布，织布效率提高近10倍。在王士颖的带动下，第二年，高阳县城几家织户又集资购买了日产织机两架，织造宽幅洋布。

　　“从木制织机到铁轮织布机，从织造窄幅土布到织造宽幅洋布，是质的飞跃，在高阳纺织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史克己认为。

　　然而，仅凭几家织户的几台铁轮织布机，仍无法抵挡国外高质、低价洋布的倾销，高阳土布市场一度大幅萎缩，大量传统布商面临破产。

　　在安逸的农耕文明中发展了上百年的高阳土布业，第一次面临“生死考验”。

　　成功转型：高阳商会的成立和纺织近代化

　　“事实上，不只高阳纺织，清朝末年，随着国门被打开，我国几乎所有的传统产业都受到国外工业产品的冲击。这时，能不能因势利导、成功转型，就成了决定该产业生死的关键。”史克己说。

　　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1905年，纺织商人杨木森、李条庵、张筱良、张造卿和李馨斋等，开始筹划建立高阳商会。翌年，高阳商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县郊南街关帝庙。

　　商会一成立，即派人赴天津学习铁轮织布机织造技术，并回购日式铁轮织布机贷给城乡织布户，教以织法，赊给棉纱。高阳商会的成立，使高阳织布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标志着高阳传统手工纺织业开始向近代化、工业化转型。

　　除了在机器和技术上学习西方外，高阳布商还敏锐地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当时的高阳布商认为，若想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人才培养刻不容缓，但把学生送到大城市的高等学校培养周期太长，大家认为在本地先办一所夜校比较符合实际。因此，商会成立后不久即创立商业夜校，聘专业人士为教员，对各商家学徒进行短期培训，解了新式纺织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史克己说。

　　1907年，商会集资将夜校正式改为初等预科学校。1909年2月，商会全体会员还议准：“商业学校，原本商家随时捐助，由义务而成，自应竭力提倡，培养人才。”这项免费就读的决议，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扩大了学校的招生范围。

　　商会将学校作为高阳布业发展的希望所在。初等预科学校学制本为4年，首批40名学生修业3年后，成绩已多达高等小学程度。商会认为这些学生“殊多可造之才”，年龄又正好够上中等学校，于是将原校扩办为中等商业学堂，后来呈当时的农工商部批准，正式定名为高阳甲种商业学校。

　　到抗战前夕，商业办学共计20余年，培养人才数百名，还将不少有志青年输送到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深造。学校培养的许多毕业生，后来成为高阳布商中的领军人物。

　　在高阳商会的大力推动下，高阳纺织业迎来新生。1909年11月，天津商会与直隶工艺总局为筹备参加南洋赛会开办劝工展览会，在参赛一万多件展品中，高阳土布荣获“优等第一金奖”，其中，“金鸡报晓”“三马头”牌印花布、国货精品布，曾作为这一时期民族纺织业的代表性产品而风靡一时，使高阳成为华北近代著名的乡村工业聚集地。

　　“高阳模式”：中国近代乡村工业化的范例

　　虽然高阳商会的成立促进了铁轮织布机的进一步普及，布商的资本也更加集中，但和西方国家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纺织品相比，高阳纺织品仍显得势单力薄，在价格和产量方面均处于劣势。

　　使高阳纺织产业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高阳布商创立的一种被称为“撒机制”的生产经营制度。

　　“当时，每台铁轮织布机售价约50银元。每机正常运转至少需经、纬线各3捆，每捆重10磅，按平均价格计算，约需制钱1万文。这样高昂的初始投入让普通农民无力负担。”史克己介绍，为迅速推广铁轮织布机和机纱，高阳布商采取了“撒机制”的生产组织形式。

　　“撒机制”指的是布商们把铁轮织布机赊售给农民，并把机纱分发到农民家中进行生产，在回收布匹时付给农民手工费，机价从手工费中扣除。这就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价格偏低的优势，使高阳实现了铁轮织布机的迅速推广。

　　对于“撒机制”，时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的方显廷在其1935年出版的《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一书中曾这样分析：“‘撒机制’在高阳织布区的长期流行则由于它是在以铁轮机为主要生产设备的条件下，能够与国内外大机器织布业相抗衡的最佳组织形式。当时一台动力织机售价约630元，一台铁轮机售价约50元，二者的资本投入比为13∶1。而以动力织机织造14磅粗布，平均每机每8小时可出布125尺，以铁轮机织造l4磅粗布，平均每机每11小时可出布120尺，二者的产出比为1.33∶1。”

　　据此，方显廷认为，在当时的技术和市场条件下，铁轮织布机对于资金短缺的高阳商人来说具有更大的资本边际效应，“撒机制”是实现这种较大资本边际效应的最佳组织形式。

　　“撒机制”的普及，让高阳布的售价远低于进口洋布。很快，高阳布就在华北市场上挽回颓势，重新走俏起来。

　　对此，和方显廷同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的吴知在1936年出版的《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一书中评价：“高阳织布业创造了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的‘高阳模式’”。

　　“撒机制”的成功推行，让高阳纺织业迎来了第一次兴盛。

　　1917年4月27日，高阳布商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直隶商会会长的张造卿在《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上发表了一篇介绍高阳纺织产业的文章，其中写道：“民国五年，该县销售改良布匹，总额为168.85万匹，总值1227.3万元……查最近三年海关贸易册，棉布入口平均之数，为7167.1万两，折合银元为10456万元，高阳一县之内，所值之数已逾输入额的十分之一……”

　　“张造卿在报告中提到高阳改良布匹的产量占比超过全国进口棉布总量的十分之一，这是民国时期第一次对高阳纺织业产量的大致统计，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高阳纺织业在全国的地位。”史克己说。

　　1915年至1920年短短5年时间，高阳布区的平面织机从5673台增至21694台，年销棉纱达10万包，产布400万匹，营业额达2000多万银元。产品囊括了粗白布、细白布、电光布、褥面布、被面布、床单布、条子布、袍料以及线毯等。

　　随着纺织业的快速发展，高阳棉纱、布匹的经营也从杂货兼营中分离出来，专营布匹、棉纱的布线庄应运而生。到1920年，高阳已拥有布线庄60家，外庄(布线庄设立在外地的分号)遍布11个省的34个市县。

　　传奇延续：从衰落到重生

　　“高阳纺织业的第一次兴盛仅仅持续到了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西方洋布卷土重来，同时又有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棉白布的竞争，导致高阳棉白布的销量急剧下降。面对形势变化，高阳商人求新求变，先后开发出条格布、人造丝提花布等新产品。经过几年努力，到1928年前后，高阳织布业迎来了第二次兴盛。”史克己介绍。

　　这一时期，高阳布匹的销售网络遍及河南、山东、湖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甘肃、新疆等国内20多个省区，甚至远及东南亚地区。

　　高阳纺织迎来第二次兴盛的另一个表现，是天津“高帮会馆”的成立。1925年至1926年间，张造卿组织在天津经商的高阳商号按资金多少摊款集资，在三条石东口大王庙附近盖了南、北两幢楼房，共200余间房，正式命名为“天津高阳商帮会馆”，通称“高帮会馆”，为高阳商户驻天津外庄人员住宿和经营买卖使用。后来，“高帮会馆”不仅是高阳商人驻地，也成为天津纱布的一个交易所。

　　高阳纺织业的第二次兴盛也仅持续了数年。20世纪3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危机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丧失等影响，高阳纺织业发展再次面临考验。

　　勤劳智慧的高阳布商们经受住了考验，从1934年开始，随着全国经济形势好转，高阳布商又迅速抓住市场契机掀起了高阳纺织业的第三次发展高潮。

　　以著名布商苏秉璋经营的仝和工厂为例，自1934年以来，仝和扩建北厂，新建南厂，盖房百余间，添购提花机80多张，又增加锅炉、染槽、轧光机、拉宽机、干燥机、电动织布机等全套现代化织染设备。购进大汽车一辆，买地修公路，工人增至400余人。

　　在仝和的带动下，高阳的印染业也从手工染发展到机器染。资料记载，1934年，全县共有大小印染厂200多家，蚨丰、义丰、元新、仝和、合记、恩记、鸿记、酉记等14家工厂有工人1550名，管理人员220名。蚨丰、仝和、恩记、合记，被称为当时印染业的四大名厂。

　　这一时期，高阳布区覆盖高阳、蠡县、安新、任丘、清苑、肃宁、河间等地。东西长约45公里，南北宽约25公里，囊括了500多个大小村庄。因为高阳是纱、布的集散中心，所以当时在这一区域所产之布，统称为“高阳布”。

　　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阳县大商户纷纷外逃，中小商号闭门歇业，商会被迫解散，纺织业逐渐凋零。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高阳纺织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21世纪以来，高阳毛巾、毛线、毛毯三大主导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曾一度达到38.8%、24.7%和26%。

　　为了续写布商传奇，弘扬布商文化，今年年内，反映清末民初高阳布商奋斗历史的电视连续剧《布衣天下》将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高阳布商的传奇故事仍在继续。

　　（来源：河北新闻网）